diana zhang & chen xu

自去年十月八日27岁的澳洲女子Schapelle Corby在印尼巴厘岛的Denpasar国际机场被逮捕以来，科比毒品案的任何细节发展都始终受到澳大利亚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2005年5月27日，巴厘岛地方法院终于就科比被控走私4.1公斤大麻带巴厘岛一案作出判决，认定科比罪名成立，判处监禁20年，并处以约1万4千澳元的罚款。这一结果在澳大利亚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澳洲民众新一轮的反对印尼甚或是排亚的情绪。

证据简单，案情复杂

对于任何法律专家来说，科比案可能都只是一起非常简单的毒品走私案件。毒品是在机场当场发现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被抓了一个现行。除了科比始终声称她本人对自己包内的毒品并不知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毒品是由别人放进了她的包里。

在整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辩方一直在努力寻找印尼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希望可以证明大麻是在机场转运时被放入科比的背包中的。可惜迄今为止，所有辩方所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John Ford的证词和澳大利亚政府对机场工作人员参与毒品转运的指控，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甚至因其发生在印尼领土以外而被认为与本案无关。

墨尔本大学的印尼法律专家Tim Lindsay教授在为澳大利亚电视台九频道分析案情时说：“单从证据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不过案子背后的事实真相却可能十分复杂。然而，这些‘事实真相’目前还不能被法庭接受。在法庭上，对机场搬运工的怀疑和可卡因走私等情况都和眼下的这个案子没有直接的关系。”

科比案辩方证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所监狱的在押犯John Ford的证词。John Ford声称曾经在监狱中听到别人提起，毒品是在布里斯班机场被放到背包里，本来打算在悉尼机场取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留在了背包里。

Lindsay教授认为，即使这一指控是真实的，甚至于辩方能够找到涉嫌的悉尼机场搬运工，辩方仍然需要证明这一对话确实所指的就是科比的背包。同样的，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外交部向巴厘岛法庭递送了一份有关怀疑机场工作人员涉嫌进行毒品转运的信件，Lindsay教授认为，辩方仍然无法把悉尼机场的可卡因走私和科比的大麻走私案直接联系起来。

冤情还是抄作？

没有指纹，没有机场监控录像带，也没有科比托运和领取行李前后背包重量的比较，只有科比入狱前声泪俱下梨花带雨乞求帮助的面容和一份三页纸的喊冤书，科比案在众多澳洲民众的心目中早已拨云见日，冤情呼之欲出。各式各样的媒体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认定科比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在宣判之前就产生这种义无反顾的定见，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媒体几乎一面倒的报道和抄作。

科比案的这位女主角，如今就象好莱坞的明星一样在澳大利亚家喻户晓，是澳大利亚人茶余饭后孜孜不倦的谈资。她的自白书，她在法庭中不断的晕倒，她干裂的嘴唇和充满惊恐的绿色眼睛，都紧紧抓住了澳大利亚民众的心。一个27岁的窈窕白人女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姑娘，落到了一个举目无亲条件恶劣的异国监狱中，没有比这更能引起感情丰富的澳大利亚人的同情心了。何况这还是发生在印尼，发生在一个毒品泛滥、腐败无处不在的国度。虽然整个案件疑云重重，辩方也无法提出证据来改变巴厘岛法官的裁判，可是他们显然已经捕获了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善良之心，为科比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美丽无助的无辜女子”形象。

墨尔本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Derryn Hinch可能是在这场媒体大宣传中少数几个敢于也愿意站到主流对面去的媒体人。他在一档名为“科比的恶梦”的节目中说：“我相信，科比得到澳大利亚民众支持的原因是她年轻、漂亮，身为澳大利亚人而且身材长得好。”

前不久也在巴厘岛被捕的“巴厘九人”中也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名叫Renae Lawrence。Hinch说：“她不够漂亮，而且是个女同性恋。你就不会看到关于她的专题电视报道。”

科比的名字不但吸引了媒体和图书出版商，还有人为她创立了网站，甚至建立了公司。以“帮助科比获得自由”为名义的捐款活动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而这个来自底层家庭一无所有的美容学生已经变成了名人。不过，除非她能够上诉成功，否则，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宣传大战终于烟消云散之时，唯一的失败者将是铁窗后的她。

群情激忿，指责政府

有罪判决一下，澳大利亚人愤怒了。民众的怒火一触即燃，一时间，似乎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有责任要指责一下印尼政府的腐败，印尼监狱的肮脏，甚至澳洲政府的不闻不问。

Roy Morgan International立即对645名澳大利亚成年人进行了电话访问，51%的受访人认为科比清白无罪，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她有罪。另一家布里斯班电台97.3FM的网上调查显示，在超过一千名回答者中有47.62%相信对科比的判决不公，因此他们将永远不踏足印度尼西亚，而且所有澳大利亚对印尼的援助都应该中止。此外，还有23.81%的回答者认为对科比的判决是错误的，她应该立即被释放。

一位打电话给97.3FM的听众说：“我肯定不会再去巴厘岛！我不会再去，也会动员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要去。”另一位听众则说：“我永远不会再到巴厘岛去了，因为我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

无数打进电话的听众要求全澳的民众联合起来抵制印尼和巴厘岛的旅游，中止对印尼的援助，甚至收回给印尼的海啸援款。著名的白化澳洲党派“一国党”的前领导人Pauline Hanson也公开发表演讲，要求澳大利亚民众联合起来抵制印度尼西亚。由于每年大约有18万澳大利亚人前往巴厘岛旅游度假，澳大利亚游客事实上是巴厘岛旅游经济主要支柱。这场自发的抵制活动如果真的发挥效用，对印尼的社会局势和经济确实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还有更加极端的情况每天都在不断发生。议院的大墙上出现愤怒的标语，印尼大使馆频频收到恐吓信，甚至有人给印尼大使寄去了炭疽粉末，愤怒的澳大利亚人也不断指责政府对整个案件不闻不问的态度。人们责问外交部为何直到最后时刻才向印尼法庭递交说明函，而且要等到科比被判有罪时才提出可以为她提供两名女皇大律师给予法律协助，承担上诉的法律费用。

迫于民意的压力和舆论的导向，澳洲政府开始和印尼政府商谈犯人转移协议。如果科比案上诉失败而转移协议又不能在短时间内协商签署的话，澳洲政府可能会为科比案与印尼政府单独协商一个一次性协议，让科比回到澳大利亚服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澳大利亚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澳洲法律过于软弱，可是当看到其他国家的法律严厉判决罪犯的时候，澳大利亚人才发现严厉的法律并不讨人喜欢。

澳亚邻邦关系微妙

澳大利亚虽然幅员辽阔，基本上还是南太平洋中的孤立岛国。大洋洲既不属于旧大陆，也不属于新大陆，似乎是一个被遗落的角落。欧裔白种人占统治地位的澳大利亚人，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南太平洋地区蛮横强国的角色。

除了新西兰和太平洋群岛，印尼可能是地理上距离澳大利亚最近的邻邦，可是心理上的距离却最远。澳大利亚几年前出兵东帝汶时，印澳关系落到了最低谷，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是科比案引发的排印情绪可能为印澳关系再次带来巨大的震荡。值得一提的是，澳洲在帝汶海底石油的归属权问题上和东帝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颇有巧取豪夺之嫌，非复当初援助共建时的良好关系。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亚太地区的一分子，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都紧跟着美英的脚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澳大利亚才开始转而注重与培养和亚洲邻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主要建立在农牧林业和资源行业基础上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看天靠地吃饭的格局。尤其对于资源行业来说，人口密集发展迅速的亚洲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资源出口对象之一。04年，BHP从中国拿到了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出口合同，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此外，凭借地理之便，印度、日本和韩国也是澳大利亚其他资源的主要出口对象。澳洲的领导人近期频频出访亚洲，更与中国开始了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在这个蜜月期内闹出了科比案和间谍案，澳洲政府也只有低调处理一途。

2003年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前次大选中以很大优势连任的霍华德政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忧外患。国内，成药行业宣布从市场上回收超过1200种不合格的药品，整个医药销售及信誉受到极大冲击；澳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路攀升居高不下出口岌岌可危；新、维两省大旱，农场主被迫开始减少牲畜数量以保养日渐萎缩的草场；首都堪培拉的大火灾，焚毁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街区；大公司裁员更是此起彼伏。国际，巴厘岛的恐怖爆炸让澳洲平民感到了从来没有的危险和压力，出兵伊拉克真正的是湿面团上手，而美英近期的伊拉克门事件也使执政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而民众对反对党的信任危机居然更为严重。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股市金融投资异常萎靡。金融投资巨头AMP临时走马换将撤除全班高级管理人员，消息一出，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大势何去何从？平民百姓的生计何在？霍华德政府磨磨蹭蹭地祭起了法器，给的还是一贴吃了几年的老药：刺激房产。政府延长了对首次买房者的补助计划，虽然补助的金额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期待能够象90年代最后几年那样，依靠推动房地产市场来复苏澳大利亚的经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变得越来越寸土寸金，然而，即便是泡沫房地产这把双刃剑，它的发展态势也越来越趋于暗淡。

澳大利亚房市的最近一次大幅增长始于1998年，借助于央行的抑息政策和政府全新的首次买房者补助计划（First Home Buyer Grant），以及增加技术移民数量的新移民法案，99年和2000年大城市的平均房价增长均在15%至20%。某些高速发展地区有的甚至达到了年增长40%到50%。这些高速发展地区不仅包括原有的传统高级居住区，同时也包括新移民聚集的一些新兴人口密集地区。

近年来到澳洲的新移民有一个与以往的外来移民和亚洲难民很不相同的特征：移民之初即拥有一笔资金，同时能够很快获得相当稳定的收入，因此成为了房产消费的主要生力军。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博士山区的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新移民。周先生来自广州，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曾进入一家独资的制造企业担任技术主管。六年前来到澳洲留学，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深造汽车工程，获得硕士学位后办理了技术移民手续，并在当地的汽车配件工厂获得了一个技术工程师的职位，拥有一份相当稳定良好的收入。周先生说：“我刚到澳洲的时候，博士山可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这个地区是最近两三年里热闹起来的，很多香港和大陆来的青年学生都在这里居住，饭店也多了，连游戏机房都建起了好几个。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附近只有两家意大利人的匹萨店和一家烧腊铺，晚上想要吃外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现在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都说有点小香港的样子了。中国人嘛，选择住在这里，可能都是觉得博士山这个地名的口采好吧。”象周先生一样，新移民中很多人在移民澳洲以后，能够在短时间内购置首间住房。由于这些新技术移民大多来自亚洲的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曼谷和吉隆坡，以往的生活都有相当好的知识和事业背景，也就是现在国内俗称的小资，对住房和装饰有相当的品位要求。在购置住房以后还会有持续的装修、装饰、改建和再购置等方面的消费。

这些条件以外，再加上当时澳币对美元汇率跌破一澳币兑换0.50美元的“半元”大关，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由于泡沫逐渐消失而无所适从的欧洲和美国资金，澳洲房市一度十分欣欣向荣，房产代理鳞次栉比。随着房产业的大发展，也带动了相当多的相关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园林业和特殊零售业都呈现繁荣发展的趋势，就业形式一片大好，为霍华德政府赢得了相当的口碑和民心。经济胜利的直接结果是政治的胜利，执政党政府大选连任。

然而，房地产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新兴产业，但它和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其他投资与消费一样，有一个循环起伏的规律，有一个泡沫的因素。一个高潮过后，必然会有一个低潮期的到来。延长实验性的补助计划诚然是一种刺激，数月一次央行会议持续抑息也是一种刺激，然而微薄的补助抵不过不断上涨的购房印花税，银行贷款利息虽然已经到达十年来的低点，工资的涨幅却相当严峻，此涨彼消，澳洲房市在2003年似乎真的已经到了强孥之末，泡沫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个大好形势开始显露出它的冰山本色。

站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来看造成此次房市上扬的政策，这个带动了小复苏的政府行为却看来越来越象是饮鸩止渴。原因是所有这些强加的刺激，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澳洲社会中的两个人群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两个人群，一个是构成澳洲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一个是将会成为澳洲社会发展的未来的青年。

各种无不用其极的促销手段，房产销售的日增，和对首次买房者给予的政府补贴所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投资房的出租率大幅度降低。所谓投资房，顾名思义，是拥有一部分多余资金的人购置的物业，自己不住用，依靠出租的手段达到投资的目的。投资房主要是一些市区或大学区附近的公寓楼、连体式房屋和小单元。比如博士山，就充满了这样的投资房。周先生说：“这些出租的房子交通方便，出门都有公共交通。我刚来澳洲住的那个公寓就离博士山的购物中心很近，一般走个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这样坐火车去墨尔本市区也很方便。我在皇家理工学院上学时，就每天搭火车去上课。当然了，出租的房子小，前后也没有宽敞大花园，一个或者两个卧室，房间都不大，卫生淋浴什么的也都小。有的公寓房连自己的洗衣房都没有，一个楼面公用两台投币的洗衣机，或者干脆要到外面的硬币洗衣店里去洗衣服，也只适合学生和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刚来的时候住着还行，这两年自己有了房子，现在再要我回去住公寓肯定不习惯了。”

由于面积小，投资房的价格本来总体较低，因此许多投资者可以在交纳了一笔较低的首期金以后，依靠租金的收入和负收入相关优惠退税来平衡支付给银行的房屋贷款，在一个平均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间段内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于一个良好的地段拥有一间或者几间投资房，是澳洲人生活富裕的标志。32岁的安吉亚·温克是靠近市区一路繁忙的商业街上一家专卖冲浪T恤衫的商店里的营业员。三年前她嫁给了身为警官的杰森。杰森在结婚后辞去了警察的工作，开了一个小型酒吧。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在维多利亚州西部的社区里购买了一个两卧室的小单位作为投资，开始编织起自己的“澳大利亚式”美梦。安吉亚说：“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虽然有三个卧室，但这不是独立的房屋，而是数个联合单元中的一个。这原本离我梦想中的家差很远。但是在这样的地区，如果买了独立房屋，我们就没有钱再买一所投资房了，所以我们决定把梦想中的家再推后几年，先投资。也许过个两三年，杰森的酒吧也稳定了，我们也打算要个孩子真正地建立一个家庭了，再把投资房和现在住的房子一起卖掉，希望到那时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找一个更大更好的有花园的家。”

然而，首次购房者政府补贴的出现，把这个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渐推向了买方市场。可惜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起因并非是良性竞争，而是由于其他投资前途暗淡造成的房屋投资出租人的不断增加，同时也由于相当一部分租用人在首次购房者政府补贴的帮助下购置了自己的房屋从而离开了这个市场。仅以悉尼地区为例，过去的十年中平均出租房的空房率为2%，而在最近几个月中，空房率已经爬升到3.8%，达到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安吉亚对此也表示忧虑，她说：“前两年我们每年只用预计一道两个月收不到租金，因为我们的投资房处的地段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房客了，虽然没有租金收入，银行的房屋贷款还是要按期偿还，我的心里真有点紧张。如果再有两个月房子租不出去，我们的日常收入就不够拿来还银行利息，需要动用储蓄了。” 安吉亚还表示，她们并不是唯一遇到这样竣迫处境的人，她的许多朋友都碰到了这个尴尬的问题。她补充说：“前年财政年度结束报税的时候，我们的投资房没有退到税，还向政府补交了几百元税款。今年又要开始报税了，我们估计投资房这次会得到政府的退税扣款了，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到目前为止，将近四万四千获得首次买房补助的人中，80%来自租房市场，他们从租房市场的撤离使得悉尼市的房屋出租价格可能预期下降10到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房东为了使房屋易于出租必须增加成本，进行新的装修和装饰。本来，由于股市低弥，银行利息持低，投资出租房屋成为澳洲中产阶级的主要投资手段。长期以来，被迫于政府公共福利的每况愈下，许多象安吉亚一样的普通澳大利亚人都开始为了自己的家庭构筑远期计划：大致上就是经营一个小型的生意（Small Business），努力工作积聚钱财，以房价10%到20%的订金购置投资房屋，到退休时手里将拥有两到三幢投资房，加上政府的养老金，希望可以过一个相当滋润的晚年。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积累和投资的，正是澳洲社会处于中坚的所谓中产阶级，而这个所谓的“澳洲梦”也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之梦。然而，近期的租价降低成本升高，出租者大幅增加而租用者同时锐减，令这项所谓“最后的保障”的投资看起来也颇类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使得无论从政治力量还是经济力量来看都是国家主要基础的中产阶级受到了大范围的挫伤。安吉亚的忧虑现在具有很普遍的意义。

另一个主要受到挫伤的人群是青年，这种挫伤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为严重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挫伤。澳大利亚的青年一直以来秉承西方自由独立的传统，一般在十八岁就成人，离开父母羽翼的庇护，离开父母的家，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用，开始独立生活。这种早熟的独立品质曾经为人一致称道。然而由于房价日益高扬，现在年轻的一代为了积蓄购房所需的首期订金，减少开支，越来越多地回到父母身边生活，不但高标独立的个性逐渐消耗怠尽，心理问题、家庭矛盾和暴力也因此而大量增加。戴林·罗森的父母来自爱尔兰，在小戴林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墨尔本，以经营小杂货铺为生。戴林家所在的丹蒂浓区是山区，以前附近没有大型的百货超市，地利使得戴林一家生活无忧。虽然如此，从上高中起，戴林就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家附近的麦当劳和匹萨餐厅里打工。他一直梦想能够考上墨尔本大学，然后用这几年的积蓄在学校附近租一套小公寓，开始独立的成人生活。去年年底他如愿地考入了墨大，可是独立生活的愿望却一再无法实现。戴林说：“丹蒂浓区现在也开起了不少大超市，爸爸的小店生意不象以前那么好，过去答应给我的资助现在变得困难了。要搬出来自己住，就算是和同学一起合租学校附近的公寓楼，租金差不多80澳币一个星期，再加上电费互联网的月费，还有吃饭，光靠我自己的积蓄，是怎么也不够的。” 提高公共高等教育中部分热门学科的学费这一最近出台的新政府政策可能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这个调整政策的源头是经济形势的不容乐观，而其结果将是未来的澳洲青年将丧失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这个高等教育水平和范围从来就不容乐观的国家里，令本来就不高的国民社会文化素质再度降低。提到这个问题，戴林表示很气愤，他说：“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举行过几次示威游行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个解释。”

其他一些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也有着和戴林相似的经济烦恼。以墨尔本地区为例，一个中等社区普通独立房屋的价格已经上涨到30至35万澳币，以20%计算，首期预付款需要6万，此外还要加上将近一万五千元左右的印花税，一千至数千元不等的银行律师等等费用，即使扣除首次购房的7000元政府补贴，要购买房屋，还需要八万至九万元现金。由于经济环境整体不利，眼下工作不满三年的年轻人，平均年收入不过三万，即使与父母同住，还是需要分担一部分的房租和生活费用。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失调，使得买房、独立生活、开始新家庭的希望，越来越显得渺茫。路漫漫其修远，由此而生的是许多严肃而持续的社会问题：出生率的降低，家庭负担的加重，对工作和前途失去信心，需要在麻醉或者异种宗教狂热中寻求精神解脱，暴力、赌博、过度饮酒和毒品的问题大幅增长。

下班开车回家，打开收音机听正点新闻，吸引耳朵的是天壤之别的两条报道：这一边，美国正惶惶急急，准备军事打击伊拉克；另一边，一只鸭妈妈幽游自在地率领一群鸭宝宝，正在穿越维多利亚州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途经的行车人纷纷减速让行。战争对决爱心，蔑视生命与关注生命并行，世界恍如阴阳两界，黑白分明。

战争已经有太多人在说，众口纷杂，再说也阻止不了老美铁了心的一意孤行，所以这里我想说的，是行车。澳大利亚的交通遵循英制，车辆左行，驾驶座则在车的右边，和中国美国皆相反。在中国开车的人到了这里，不经过驾驶学校，很少有人敢直接上路，不是撞人就是被撞，侥幸的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一。原因何在？左右差别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只要多乘几次车习惯一下就能适应，还算容易克服。最大的问题是，这里的交通规则游“讲理”一味，与国内大异小同，没有人指点，将会完全摸不着头脑。最起码，汽车让鸭子的情形，恐怕在眼下的中国是看不到的。不仅如此，车人混杂，互不相让，所以每次回上海，开车出门总是让我挥汗如雨，痛苦不堪。

其实澳洲的交通规则并不复杂，路试前的笔试，课本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复习一天足以，以中国学生的聪明，不考满分算是差生。考题以人为本，安全为纲，多是在道路上发生某种情况时，作为行车人，考生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才最安全。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规章和罚款的问题，意图也仅在对考生强调，酒后驾车和超速的危害性。我在国内也曾参加过交考，首先发了厚厚三四本大书，里面还包括一本汽车电机原理和维修技术，然后又是模拟考题，又是复习提纲，光路标就有上百种之多，非一星期不得看完。虽然考试多有作弊，我心里倒也从来不曾惭愧。既然我考的只是轿车车牌，要知道大卡车装货的限高做什么？就算我理科出身，勉强看得明白电机图示，懂了些三脚猫维修知识，难道还真能撩起西服裙趴在街边检查底盘不成？

澳洲的道路网络安排以简单易懂为主导，路牌又大又清楚，分道口几公里以前就开始设标志反复提醒，地面的箭头也不会毫无逻辑地由直行突然变成转向。街头几乎看不见警察，离开主干道进入居民区以后，许多道路没有红绿灯也甚是平常。这样的街道上行车，靠得是“讲理”二字。

理，首先是道理。欲在澳洲开车，“礼让”的道理不可不知，英文叫做Give Way，笼统说起来就是行车让右。具体如转弯停车让直行，支道停车让主道的规矩世界各地大同小异。停车让路必须耐心守礼，真正做到不抢一秒，因为这里人人习惯高速行车，直行者不见红灯绝无紧急刹车的思想准备，有抢先起步和无故借道的毛病，出门开不到五公里，必被撞成废铁重残，而且后果绝对自负，没有所谓的人道赔偿。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这样的行车者人道，就是对其他所有行车者的不人道，无可厚非。

理，还是一种礼貌。停车在叉路口时，大家都会注意给转弯车辆留下一个位置；如果支路有车辆在等待而主道上车辆慢行或减停，一定会让支道车辆先行，而不是强抢那一个车身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两道并一道时，不用任何人指挥，必定是一道一车鱼贯通过。借行者每挥手致意，让道者也点头回应，人人彬彬有礼，开车出行也就不再是麻烦紧张的苦差。要真正和国际接轨，我看这是一件。

墨尔本市新近在中心城区建了一座州立艺术馆，地理位置上类似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后现代风格建筑极其吸引眼球，高度现代化的艺术馆一层最大的展厅里悬挂的全是澳洲土著艺术作品。

土著艺术是澳洲原住民的艺术创作，主要是绘画。极早期的作品是通过色彩点阵描绘生活环境，载体是回力镖和各种原始木制容器。各种颜色的颜料疙瘩堆在载体表面，形成一些符号，箭头指男人，圈指女人，波浪形指水，这些表述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对于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来说，不需要看注解就能大致明白。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或者是有色彩的盲文，或者是点阵化的甲骨文，都只属于古老而单纯的岩画式的生存表达，斑斓，但是还谈不上艺术。

真正让土著绘画开始成为艺术的，是一些痛苦得声嘶力竭的近代作品，出现在澳洲恐怖白化的黑暗时代。当时原住民几乎被赶尽杀绝，殖民者还把儿童夺离家庭，强制进行统一收容，接受白人洗脑式教育，意图消弥土著文化和信仰。在澳洲历史上，这就是“被偷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然而，文化的传承并不象传教士预期的那样可以通过欺骗一代人而终止，相反，澳洲的土著文明在种族的痛苦和创伤中厚积薄发，出现了全新的手法和主题，从原始的生存表达一跃进入强烈的意识表达阶段。爱，失子，创伤，顽强的反抗，自由，光明，希望，很多作品即使拿来和毕加索媲美也毫不逊色。

但是展厅里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近代作品，而是进一步表达了更深入的人文思考的现代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消弥了一切符号性的象征，色彩的融合与反差，色点的列阵和流动，超越了种族，超越了人类，甚至超越了已知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思辩的层面。超越了土著含义的土著艺术，拥有了不断提升和发展的生命，让我诧异，惊羡，瞠目结舌。

站在土著艺术展厅里，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看过的另一个画展。那是80年代末，我还在上海念书，曾经去观摩了一次当时很火了一阵的金山农民画。展厅里绘画作品之前先有一段高瞻远瞩的时代展望，满眼当时的时髦名词：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农村改革开放，所有作品之后还有一段相呼应的结论。整个画展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得回忆的艺术印象，所有的感觉只是受了一次思想教育，看了一遍主题标签式的颂词。恕我当年年幼无知，时至今日，已经看过了梵高，看过了达利，看过了毕加索，我还是想不出当年那个画展的艺术性。我没有半点认为改革开放不好的意思，没有改革开放，我不会走万里路看百家书，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谈艺术。我相信农民画的第一位作者所要表达的乡村，农妇和鸡，确实是一种对个人而言值得记录的存在，但是从意识的层面来看这些东西，我就找不到什么艺术价值。艺术如果过多地贴上了主义的标签，好东西也会变味，更不要说纯粹因为贴了标签才能上墙的东西，算不算得上艺术，很值得商榷。类似的东西在中国的其他艺术领域里还有相当数量，其中典型的一例就是后来被统称为“红太阳”的系列音乐作品。各民族的民歌千篇一律地贴上太阳，金光和万寿无疆的标签后，成就了疯狂的个人崇拜，主义强奸了音乐，围观者还要一起鼓掌。

澳洲的土著艺术，现在是一种真正的活的艺术，不断发展，在澳洲的绘画领域占有三分之一强的地位，主要艺术馆里的墙面都为更好更新的作品而空着。中国的农民画和民族歌曲上主义的标签很有时效性，贴过了就会象用过的膏药一样被弃之如蔽履，它们的发展在哪里，我看不到。